第四次中东战争
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的角度看，以色列更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都取得了近乎完美的结果。在从埃及人手中夺取西奈半岛；叙利亚人那里占得了戈兰高地；吞并了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并顺带把约旦从耶尔库克河下游南岸赶走之后，以色列在地缘安全已经得到了足够的保证。如果以色列的政治家们仍嫌不满意的话，再想办法把黎巴嫩境内的北加利利山脉吃掉，以色列的地缘结构就会更加完美了。不过鉴于黎巴嫩本身的体量，并不足以威胁以色列的安全，这片高地并非非拿不可（在第五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的政治家最终还是没能放过这片土地）。
如果能够保住上述战利品，相信犹太人是非常愿意以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的实际控制线为基础，和邻居们签订和平协议的。然而从阿拉伯人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从战略安全角度来看，约旦人并非不可以接受放弃约旦河西岸，最起码他们的首都安曼，和以色列之间还有外约旦高原做缓冲，但埃及人却怎么也不可能接受，以色列军队在苏伊士运河东岸的存在。那样的话，不仅运河的安全会受到直接影响，埃及的心脏——开罗，也毫无安全可言。至于叙利亚人，当他们站在戈兰高地上时，以色列人会担心他们的水源安全；而当以色列军队控制戈兰高地后，大马士革就必须直接承受军事压力了。
既然阿拉伯人无法接受战争的结果，那么双方的战争状态就不可避免的还将持续下去。只不过已经在战略上，接近取得完美结果的以色列，这时的战略思维出现了微妙变化。既然想拿到的，都已经拿到了，如何保住这些胜利果实，就成为了以色列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首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一贯以攻代守的以色列军队，也不可避免的开始转入战略防御了。这其中最为典型表现就是，以色列开始在苏伊士运河东岸，修建一条坚固的防线——巴列夫防线。
修建“巴列夫防线”看起来，并非多余之举，因为无论是当事双方还是我们，都很容易看出，埃及人是绝不会放弃西奈半岛的，也就是说这场战争迟早会暴发的。只不过，一场全面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消耗。无论下一次战争，谁会是战术主动者，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来做准备。不过这并不代表埃及人就会在准备好之前，和以色列和平共处了。要知道，作为阿拉伯世界的盟主，如果被以色列占据这么大一片战略要地，而不及时作出反应的话，埃及的领导能力势必会受到很大质疑，并直接影响到下一轮战争的外交准备工作（埃及如果独自发动战争的话，是没有胜算的）。
基于向世人展示埃及一直在战斗的原因，1967年——1970年期间，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维持了一种有限战争的状态。在这期间，苏伊士运河两侧直至地中海，发生了无数次渗透与反渗透，突击与反突击的小规模战斗。而埃及方面最大的成果，就是在1967年10月21日，用反舰导弹击沉了以色列海军的驱逐舰“埃拉特号”（也是战争史上第一次用导弹击沉军舰）；当然，对于这样重大的损失，以色列人也不可能没有报复行动的，运河西岸的苏伊士、伊斯梅利亚两市，也遭到了以色列炮火的报复性攻击，出现了大量平民伤亡。
从战略上来看，埃及和以色列都清楚，这些回合性质的小规模战斗，除了证明双方仍处在战争状态以外，对改变双方实际控制线并没有什么帮助。不过对这场拉锯战的最初发起者埃及来说，战争还有另外的意义——消耗。埃及人十分清楚，就军队的战力来说，优势是在以色列一面；但就整体的地缘实力来说，优势却是在埃及一面。即使这些在报复与反报复之间轮回的战争，会让埃及承担更多的损失，但作为人口更多，纵深更大的埃及来说，却应该比以色列更能承受这些损失。也就是说，纳赛尔试图通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以国力来拖垮以色列。这种在商战中被称之为“以本伤人”的战术，其逻辑就是：“如果这场战役中敌人造成我们三千人的伤亡，我们仍然能够坚持战斗，因为我们有人力资源储备；如果我们成功造成敌人一万人的伤亡，那么敌人将被迫停止战斗，敌人没有人力资源的储备。”（当时的一位新闻记者总结的）。这套逻辑在后来的两伊战争中也被伊朗人所使用。人口数量倍数于伊拉克的伊朗，在武器补给不如伊拉克的情况下，也曾经用人海战术来消耗伊拉克的战斗力。
从战术效果来看，埃及能否以一场消耗战来拖垮以色列，是很值得怀疑的。特别是在以色列，可以从全世界的犹太人那里，获得额外补给的背景下。这一点，纳赛尔和埃及的政治家们，心里也是很清楚的。因此在进行消耗战的同时，埃及人也同时在酝酿一场决战，以夺回西奈半岛。
假如埃及和以色列都只是非洲中部的两个小国，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是战与和，很大程度就只是他们之间的事了。虽然大国们也一定会为此说上几句，甚至直接干预，但并不会当成外交重点。只是埃及和以色列的地缘位置太过敏感了，假如因战争引发苏伊士运河关闭和石油价格飚升的话，受影响的就不只是埃及和以色列两国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美、苏两个势不两立的大国，也倾向于在阿、以之间暂时维持不战不和的状态，而不是进行一场代理人战争。
鉴于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中东再重燃战火，在消耗战进行第四个年头时（1970年10月），埃及方面迫于压力，不得不和以色列达成了和平协议，结束这种让双方都疲于奔命的战斗状态。问题是，从战略上来看，以色列人会很乐意看到双方维持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以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吃进去的阿拉伯领土（按两个超级大国的想法，就先维持个二三十年再说）。而对于埃及和叙利亚来说，这种眼睁睁看着以色列消化自己国土的做法，无异于慢性自杀。正因为如此，一场由埃、叙两国主导的，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反攻也就再所难免了。
埃及和阿拉伯国家有理由为现状感到不满，从双方的地缘实力对比来看，相信任何一个评估者在看地图时都会为阿拉伯世界的失败感到不可思议。一个人口过亿，也算具有很强向心力的民族，居然被一个人口不过数百万的民族打败，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也正因为如此，纳赛尔才会认为，就算以成倍的损失和以色列进行消耗战，也应该有机会把犹太人给耗死。
对于以色列为什么能够支撑到现在，作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纳赛尔其实心里也很清楚，那就是来自外部的干预。基于以色列存在的地缘政治价值，以及自身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以色列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不愿意把中东作为冷战对抗前线的想法，又使得苏联在是否全力支持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备战的问题上左右为难。一方面，在以色列政治上明显倒向西方阵营的前提下，阿拉伯世界应该是苏联的天然盟友；另一方面，如果把中东变成代理人战争的主战场，苏联也同样有巨大的风险。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无论阿拉伯世界采用何种方式和以色列对抗，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排除外部干扰。即使不能让那些大国倒向自己，最起码也要让他们保持中心，让博弈在一种“公平”的环境下进行。要做到这点，看起来并不容易。因为自从这个世界开启工业化进程之后，阿拉伯世界就彻底丧失了和西方对抗的资格，同时也失去了国际政治的话语权。不过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工业化固然是阿拉伯世界的死穴，但同时也为阿拉伯人提供了另一项在古典时期所不具备的地缘武器——石油。
阿拉伯人所掌握的石油对于这个世界有多重要，我想已经不需要花时间去论证了。如果阿拉伯人想将之作为战术武器，影响大国态度的话，他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协调一致。就合纵连横这点来看，这其实是很困难的。首先波斯湾那些产油国并没有处在阿、以对抗的第一线。也就是说，犹太人虽然伤害了阿拉伯人的民族利益，但并没有影响到那些产油国的国家利益；其实石油资源也并非控制在一国手中，那些产油国是否能够共同对敌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公平的说，阿拉伯世界的凝聚力算是不错的。最起码在对抗以色列这个问题上，的确曾经做到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只是毕竟这个民族，目前是由十几个国家组成的，客观上给了外部势力分化的机会。而当大国们，特别是美国，把波斯湾产油国单独剥离出来，以胡萝卜加大棒政策重点经营时，阿拉伯联盟也就等于被人抓住死穴了。
美国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单独经营波斯湾产油国，已经是冷战之后的事情了。最起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阿拉伯人对于真主赋予他们的这些资源，还是充满着政治幻想的。也正是因为有这张牌还没有正式发挥过作用，阿拉伯人才会心有不甘，认为自己绝对有实力把以色列人赶下海。
以当时的世界格局来看，如果阿拉伯人威胁控制石油出口的话，直接受影响的，就是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欧洲。而作为世界最大工业国家的美国，同样也无法独善其身。其实就产油国本身来说，即使没有以色列，他们与西方国家的“石油战争”也迟早要开打的。鉴于西方自殖民时代以后，一贯的强势地位，各产油国的石油公司，有相当的股权是控制以西方国家手中的。也就是说，如果想办法通过非商业行为国有化的话，这些产油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资源被别人吸血。这种背景和埃及国有化苏伊士运河，并引发第二次中东战争的背景是一样的。
比资源控制权更为重要的，还是资源的定价权。从市场的角度看，占据世界石油出口大部分份额的阿拉伯国家，应该在石油定价上更有发言权。但实际上，原油的标价权也是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的。从利益争夺的角度看，标价权其实比控制一部分股份，要更容易获得利益。仅仅依靠一些数字游戏，就有可能让一个国家的财富坐上过山车。
既然争夺石油控制权的博弈，是无法避免的。而现在又有了以色列这个现实的眼中钉需要拔掉，那和以色列有直接矛盾的埃及、叙利亚等国，与那些手握资源的阿拉伯兄弟，就更容易合力进行战术准备了。
在阿拉伯国家内部，正是竭力协调，准备对以色列和整个西方世界进行反击时，最应该感到遗憾的，就是埃及总统纳赛尔了。这个成功从英法两国手中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并由此而成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埃及人。在1970年9月28日主持召开阿拉伯联盟紧急会议后，突发心脏病离世，时年52岁。如果你相信伟人决定历史的话，那么纳赛尔的离世无疑对阿拉伯联盟是一个重大打击，也应该会改变历史的走向。但实际上，历史走向并不是由某一位精英人物所决定的。那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能够顺应历史，把握机会，而不是真的在创造历史。所以纳赛尔的离世，并没有影响阿拉伯联盟的既定战略，也没有影响到埃及作为阿拉伯联盟盟主的地位。
当然，如果你理解的“历史”，不是我说的“大历史”，而是那些以人物串连起来的文史。那么纳赛尔的离世也的确改变了“历史”。最起码取代他领导阿拉伯联盟绝地反击的不会是他，而是他的继任者“萨达特”了。不过从历史轨迹来看，谁是这场战争的领导者并不重要，这场战争具体发生在哪一天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阿拉伯国家，如果没有主动发动一场，将所有底牌出尽的决战，是绝对不会死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接任总统之位后，又用了三年时间准备的萨达特，只是碰巧在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完成一项历史任务罢了。
仔细研究几次中东战争的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战争的时间都特别短。除了双方都没有准备的第一次中东战争，打打停停的持续了半年时间以外。其它几次战争大都一周时间内就终结了主要战事。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前后也不过进行了不到二十天时间（1973年10月6日——10月24日）。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固然与双方的战略纵深、地形有关，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原因，决定了战争的效率，那就是——武器。
由于技术的发展，现代战争所使用的武器在杀伤力和远程投送能力上，都比之前了有质的突破。在这种技术背景下，一场高级别的战争，不仅能够迅速消耗掉战争双方的战争能力，更会缩短双方的战略纵深。也就是说，如果一方能够迅速取得军事优势（特别是制空权），让对方的核心圈（体现为政治中心、政治领袖等）直接感受到战争威胁的时间，被大大压缩了。而如果政治家和国民不是一定抱着你死我活的决心，主战场的失利就足以让他们作出妥协的决定了。
在现代战争中，来自外部势力的干涉，也更多的决定了战争的走向。由于阿、以双方都没有完备的工业体系，自己制造武器，必须从外国进口大量军用物资，更为大国影响战争的走向，提供了途径。换句话说，就是谁能够从外部获得更多的武器补给，谁就更有机会赢得战争。而大国对于交战双方的政治态度，也能够从武器供给的角度看出来。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多么的重要。否则战端一开，你根本没有机会把你在人口、资源等方面的综合实力，转化为连续作战的军事能力。一旦之前储备的军事物资耗尽，又得不到补充的话，即使你的体量再占优势，也只能接受失败的结局。从这点来看，犹太人就看得比阿拉伯人清楚多了。最起码你现在能句在国际武器市场上，买到以色列出产的尖端武器以及其他高科技产品。至于阿拉伯国家，除了石油和宗教极端主义者，估计大部分人想不到其他东西。
在阿、以双方热衷于通过战争解决矛盾时，这个世界是被一道铁幕一分为二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双方希望在政治、军事上获得支持的话，就必须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当然，也不是所有国家都对这个双分世界感到满意的。一开始就和西方世界存在结构性矛盾的红色中国，以及因强烈的地缘矛盾，导致交恶的中、苏关系，使得红色中国希望能够在这个两分的世界，以“第三世界”为基础突围，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来。只是鉴于当时的实力所限，这更多表现在外交事务和经济合作上。具体到军事方面的全面支撑，也就只有越南、阿尔巴尼亚少数几块实验田了。
以中东这种强度和广度的博弈来说，中国显然不是双方所考虑的后台。而中国所能够选择的，也无非是根据政治多数的原则，选择站在“正义”的阿拉伯人一方（要是犹太人有十几个国家，而阿拉伯人只有一个，“正义”的一方应该就是犹太人了）。如果不是以色列和美国那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阿拉伯国家并非不愿意让美国人来帮助自己，但现状是，他们如果想置以色列于死敌的话，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苏联了。其实我们昨天也分析了，如果有得选择，苏联和美国都不愿意看到中东再燃战火，因为那样会让大家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只是大国固然可以因为自己的利益需求，“绑架”小国进入自己的阵营，拥有地缘价值的小国，也同样可以“逼迫”大国，成为自己的后台。
在逼迫大国提供支援的事情上，最先做出动作的是埃及。而具体的战术要求，就是要苏联提供全面的军事支撑（当然也是要花钱的）。由于埃及和阿拉伯联盟，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的报复倾向太过强烈，苏联人当然清楚，埃及人这样做是为了重启战端。为了逼迫苏联做决定，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就开始进行布局了。那场持久了三年多的埃、以消耗战，有一个战术目的就是让苏联人看看，自己的武器有多么落后。这显然会让苏联人面子上挂不住，要知道如果让那些游走在美、苏两大联盟之间的小国，对苏联的军事能力产生怀疑的话，俄国人所损失的，就不仅仅武器出口的收益了。
上述做法的主要目的是逼迫苏联在提供军事支援时，能够毫无保留的把最先进的武器提供给参战的阿拉伯国家。当然，前提还是要苏联人肯铁心做埃及和阿拉伯联盟的军事后台。这点，就不是让苏联武器露拙就能做到了。最终让埃及人如愿以偿的，还是因为博弈中第三方的选择权。简单点说，埃及人向苏联人表示，如果他们真的不愿意帮助埃及的话，那么他们将别无选择投入美国的怀抱。虽然苏联和美国已经达成交易，维持阿、以之间不战不和的现状，但如果埃及的政治风向发生逆转，那这种在美国主导下的平衡，就等于把俄国人踢出局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别无选择的必须帮助埃及进行战备工作了。
在搞掂俄国人态度之后，西方的态度变得至关重要了。埃及人倒也没有指望美国人会完全放弃以色列，站到自己的背后。不过作为美国的盟友——欧洲，其态度却并非不可影响的。作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缘板块之一，欧洲人虽然在战略上，已经成为美国领导下的西方联盟的一部分，但并不表示欧洲就不能有自己的意见了。毕竟双方只是盟友，而非一个国家。即使不能指望欧洲成为自己的后台，但最起码可以想办法让他们保持中立，断绝与以色列的军事关系。假如能够做到这点，不仅以色列无法从欧洲购买武器，即使美国在战争期间全力支援以色列，效率上也因此而打折扣。毕竟俄国人的飞机和船船从黑海到地中海南岸的尼罗河三角洲，要远低于美国人横穿整个大西洋、地中海的距离。
要想逼迫欧洲人保持中立，用自己的政治态度做威胁就不灵了，毕竟争夺世界的是美、苏两国。小弟们考虑的，更多的是眼前的利益，即使是欧洲这个副手级的小弟也不例外。如果埃及人威胁对欧洲关闭苏伊士运河，是个施压的办法。不过这样做的风险也是很大的，毕竟上一次埃及人做类似举动，引发了第二次中东战争。事实上埃及人有更好的牌可以打，那就是“石油”牌。这当然不是说埃及人自己有油，而是他的阿拉伯兄弟们，地下藏着足以影响世界的石油。向欧洲威胁断油的威胁，在后来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不仅欧洲人在军事上，断绝了与以色列的往来。其中立的政治态度，也使得战争期间的美国空军在空援以色列时，不得不选择非常精准的航线。以从随时可能对其发起攻击的北非阿拉伯国家，以及不想惹火上身的欧洲“中立”国家的领空中间，穿行而过。
在政治上搞掂苏联，中立欧洲以后，阿拉伯联盟在外交层面上已经扭转了劣势。接下来，一场阿拉伯人期待以久的复仇之战，就将正式上演了。
“赎罪日战争”是以色列及西方国家，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叫法，而阿拉伯人则把这次战争叫作“斋月战争”。从攻击日的选择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阿拉伯人的这次战略反击，计划有多么的细致。作为犹太教最重要的节日“赎罪节”，犹太人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一是全天禁食；二是向上帝祈祷赎罪。很显然，犹太人在这一天的战斗力和防范心是最弱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将这一天作为法定假日，以使国民能够专心向上帝倾诉自己一年当中所犯下的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赎罪节这天也成为了以色列全年当中，动员能力最差的一天。
既然萨达特他们清楚赎罪节是以色列的国家防御力最弱的一天，那么以色列的军事家们，也不可能不知道这点。只是历史给了阿拉伯人一个很好的掩护，那就是这一天，也正处在穆斯林的“斋月”当中。说起来，斋月和赎罪节，其实是系出同源。其典故都来源于犹太人了阿拉伯人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伊斯兰教中称“易卜拉辛”）。按犹太圣经（也就是基督教旧约）的说法，就是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忠诚，让他杀子献祭。而亚伯拉罕到达了指定地点，并准备照做的时候，上帝相信了他的忠诚，并指示用一只公羊来代替他的儿子献祭，代替人类赎罪。这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引用的“替罪羊”一词的由来。
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的时候，由于将其与犹太教的切割点，放置在了亚伯拉罕之后，因此犹太人关于亚伯拉罕的记录，也成为了穆斯林的记忆。不过作为拥有后发优势的伊斯兰教，其有机会在宗教影响力上更进一步。将“赎罪日”扩充为“斋月”就是技术上的一项改变。当然，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饿一天是没问题的，饿一个月估计也没命想问题了。所以除了和犹太人一样的祷告以外，穆斯林每日只是在日出与日落之间这段时间禁食。
解读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亲缘关系，总是会让我想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两句诗。不过这也不是这两教之间的问题了，但凡世人的关注点，主要在意识形态上了，那些细微的差别，都有可能导致分裂和对抗。真要解读这个问题，就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了。好在我们的关注点并不在此，只是从技术上分析一下罢了。
其实犹太教设定的赎罪节是在7月10日，而阿拉伯人的斋月则是在9月。如果这两个时间，都是按照同一部历法来计算的话，那么他们永远不可以发生交织。事实上阿拉人在吸引犹太教教义的同时，也的确同时吸引了犹太人的历法“犹太历”。只是犹太历虽然是一部以月相为准阴历，但也像中国的农历一样，跟据太阳运行的规律进行修正，也就是定期把阴阳两历相差的时间，用闰月的形式补上。这样就使得历法本身，不至于误差太大（阳历是最贴合真实时序的，这两种历法算得上是“阴阳合历”了）。问题是斋月的开始和结束，都以新月的出现为准。鉴于月亮有如此重要的指示作用，伊斯兰教本身，并不允许出现用阳历来修正阴历的情况出现。这样的话，伊斯兰历就成为了一部纯阴历。简单点说，就是一年只有354天多。其后果就是，斋月的时间在阳历当中，是在不断变化的，一年当中的任何一天都可能出现在斋月当中。如果有谁对历法和数学特别感兴趣，可以去算一下赎罪日和斋月大概要多少年能碰到一起。我个人估计，萨达特应该不用去做那么多计算，因为他很容易发现，1973年的斋月，可以和犹太人碰到一块。
应该这样说，即使斋月没有和赎罪日碰到一起，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两者能碰在一起，客观上也的确影响到了以色列对战争爆发点的判断。因为不管对于犹太人还是穆斯林来说，这两个时间段都是非常神圣的日子，是向主诚心祈祷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应当尽力避免使用武力。基于这一点，以色列的政治家们在1973年，是有充分理由认为阿拉伯人应该不会在斋月发起进攻的。埃及人敢于在斋月发动战争，也验证了一个道理：尽管有的时候宗教和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显得凌驾于政治之上，但从本质上来看，意识形态始终是在服务于现实政治，或者说受制于利益的。
并不十分清楚，萨达特在选择发起“斋月战争”时，有没有考虑过宗教方面需要如何去解释。但后来的宗教极端分子，显然认可了这种做法，并从宗教方面为之找到了理论依据，即：如果是为了反抗“异教徒”压迫而发起的“圣战”，那么在斋月动用武力也是可以的（甚至可以认为，这本身就是在用行动向真主证明自己的忠诚）。从技术层面上看，斋月当中大量的穆斯林聚集在清真寺中集体祷告，也为试图用宗教的力量煽动武装暴乱极端分子制造了机会。正因为如此，对于驻伊美军来说，斋月往往成为了他们最为紧张的日子。
从战术层面上看，埃及在犹太赎罪日发起的这次攻击，是非常成功的，以色列方面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当然，犹太人之所以误判，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并不仅仅因为斋月的原因。从战略层面上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做的“维持现状”的共同保证，是以色列失手的根本原因；而在前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所取得的巨大军事胜利，也不可避免的让以色列人产生了骄傲的情绪。在这种屡战屡胜的背景下，以色列人从心理上很难相信，阿拉伯人胆敢主动发起全面战争。
以色列很快就为他们的轻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埃及和阿拉伯联盟之所以敢于发动战争，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他们有了“石油”这张底牌。有了这张最有地缘价值的资源牌，阿拉伯人才能够在外交层面上，让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站在自己一边，甚至包括欧洲都不得不和以色列进行切割。至于美国，阿拉伯人也同样相信会有所顾忌。从地缘意义上说，第四次中东战争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石油之战”。
从第一次中东战争盲目相信仅凭体量，就能很快把犹太人赶下海的“独立之战”；到第二次中东战争，几方以争夺海权为战术目标的“海权之战”；再到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后，双方为了水资源的控制权，而你来我往的“水资源之战”；直至这次以控制石油出口为外交底气的“石油之战”，阿拉伯联盟可以说是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地缘牌。而在所有有战略意义的地缘牌中，石油控制权显然是攻击力最强，影响面最大的。阿拉伯人有理由相信，在打出这张牌，为阿拉伯人争取到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后，以色列在缺乏外援的情况下，很快就会被卧薪尝胆的阿拉伯联盟所击溃。只是反过来，如果在外交、军事等方面准备如此充分的情况下，仍然不能取得预期的战果，那阿拉伯人也同样会丧失再战下去的信心。
由于以色列的纵深问题，先发制人一直是他们的战术主导思想。只是正常情况下，没有谁会为了战争而战争的，先发制人的前提，是你必须预判出危险即将来临。依照以色列的动员能力，参谋们要求情报部门提供的预警时间是48小时。也就是说，犹太人只需要两天时间，就有把握掌握战争的主动权。非常可惜的是，这一次埃及准备的太充分了，以色列方面直到战争马上就要打响了，还在争论埃及人会不会真的有胆发动战争。
在现代战争的技术条件下，如果想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话，是没有可能在瞒过对方的情况下，将军队调至前线的。不过要想瞒天过海的话，战术上也不是没有办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借演习之名调动军队。假如对方警觉了，进入战备状态的话，那么这就是真的演习；假如几次反复之后，对方松懈了，那么真正的攻击就开始了。在埃及发动攻击之前，类似的假动作就曾经多次进行。
其实再严密的战术部署，也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的。问题是政治家们判断战争是否将要来临时，主要依据的并不是那些真真假假的情报，而是那些战略性是的可能性。这就好像在德国入侵苏联，日本空袭珍珠港之前，苏、美两国都从多渠道，获得了相关情报，但两国的政治家始终相信，如果对方理性的话，应该不会冒险与自己为敌。
单从战略层面上看，以色列人也认为，埃及人如果足够理性的话，应该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因为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角度看，如果没有苏联的全力支持，埃及是没有能力发动战争的。而埃及方面虽然成功的用倒向美国的威胁，让苏联在军事上提供的援助，但基于不愿意看到埃及挑起战争的出发点，苏联在军援埃及时做出了很多保留。突出的表现就是，苏联更倾向于提供防御性武器，而不是进攻性武器。从这种做法中，以色列当然能够判断出，苏联并不希望埃及主动挑起战争。
关于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预判错误这件事中，究竟是哪些因素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可能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答案。不管怎么说，一贯袭击他人的以色列，这次也终于尝到了被人突袭的滋味了。事实上，西奈半岛并不是唯一的主战场。即使没有阿拉伯联盟这个平台，被以色列侵占戈兰高地的叙利亚，也会成为埃及在军事上的盟友。也就是说，只要战争开打，以色列就一定会面临两线作战的境地。其实从地缘结构上看，以色列更应该担心三线作战的。不过约旦虽然和以色列接触面最大，但实力也是最终的。更重要的是，约旦并不像埃、叙两国一样，被以色列割取了大片领土，本身的战争欲望也要低的多。
就战争能力和战争欲望来看，不和以色列接壤的伊拉克，反倒要比约旦强的多。特别是伊拉克那兼具传统、现在地缘优势的结构，让革命上台的复兴社会党，也同样燃起了领导阿拉伯联盟的欲望。而要完成这个心愿，凸显自己与以色列的矛盾，是树立威信的最好办法。
到底有多少国家，在未来的战争中会直接参战，在战前是一个很难评估的问题。不过陆地攻击会从哪里发起，却是可以判断的。很显然，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一定是攻击的最前沿。也就是说，除非战争不爆发，爆发的话以色列就一定要面临两线作战的问题。
最终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埃及开始渡过运河向“巴列夫防线”发起攻击时，叙利亚人也同时向戈兰高地展开了军事行动。由于这一次阿拉伯人，终于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掌握了战术主动，以色列国防军在一开始的接战中，可谓是溃不成军。
好在一直缺乏纵深的以色列，在上一次战争中占得了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这两块从别人身上割下来的领土，也一如以色列军事家所设想的那样，为他们在战争中争取了时间。不过两线作战永远是这样的，除非你有压倒性的优势，否则一定要选择一边做为重点，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再把主力集中在另一边。也就是说，要么北攻南守，要么南攻北守。
以军事实力和攻击力来说，埃及无疑是对以色列威胁最大的。从这个角度看，以色列方面在战术上应该先集中力量稳定住南线，再回头对付叙利亚。不过从纵深的角度来看，如果叙利亚方面在戈兰高地取得突破的话，将可以直接威胁到以色列北部的人口、经济重心。别的不说，如果叙利亚人从高地上下来，破坏了加利利湖输水工程的话，以色列就受不了了。反过来，即使西奈半岛丢了，以色列国防军理论上也还可以在内盖夫地区逐级抵抗，争取时间。
最终以色列还是选择了“南攻北守”的战术，即把埃及作为主要对手。所谓擒贼擒王，把埃及拿下了，也就等于打掉了阿拉伯人再战的信心。另一方面，虽然以色列在南线，看似有足够的纵深，但在现代战争的技术条件下，那点纵深并不足以让以色列人感到安全。
如果你这个时候去问以色列人，他们最需要什么，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是“时间”。无论是从军事和外交的角度看，以色列都需要时间来稳定阵脚，寻找反击的机会。在苏联被捆绑到阿拉伯战车上，欧洲迫于石油压力而保持“中立”的情况下，美国成为了以色列唯一可能获得外援的国家。与苏联的想法一样，美国本来也是希望以、阿双方保持不战不和的状态。同时也忌惮于阿拉伯人的石油威胁，在是否支援以色列的时候犹豫过。不过随着阿拉伯军队在战争初期所取得的节节胜利，美国人还是下定了决心，全力支持以色列。毕竟如果以色列人撑不住了，美国所期望的平衡也同样会被打破。于是尽管美、苏双方的本意，是不想中东打成一个烂摊子，但从过程和结果上来看，第四次中东战争还是发展成为了一场冷战当中的代理人战争。
有一种说法是，以色列人这时已经制造出了核武器，一旦在常规战场上失败，面临灭国的危险时就玉石俱焚。美国人就是顾虑这点，才全力提供军援，让以色列不至于被逼上绝路。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因为寄人篱下二千多年的犹太人，其实很清楚，靠人不如靠己，要是自己手上没有杀手锏的话，保不齐哪天也有可能被人所出卖。
尽管不是很清楚，以色列方面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是否真的向美国发出了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但从地缘平衡的角度来看，以色列被默认为有核国家，客观上也的确减少了战争风险，为阿、以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创造了基础。因为作为承受战略压力的一方，以色列的核武器很显然是保命用的，并无可能主动向阿拉伯国家发起攻击。如果阿拉伯国家不想和以色列同归于尽话，那么在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再想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就很难成为战略目标了。反过来，以色列有了核武器这个终极保障，也有可能在土地上作出一定让步，不那么强烈的把国家安全寄托在扩大战略纵深上了。
既然核武器成为了以色列弥补地缘劣势的终极武器，那么以色列和那些认为以色列存在合理的国家，就不可能让周边国家也拥有同样的能力了。（说穿了就是逼迫阿拉伯国家在承认以色列的情况下进行和谈），因为任何一个以色列的潜在对手，拥有核武器的话，都会打破这种平衡，让中东重新面临全面战争的风险。正是在这种逻辑之下，以色列在八十年代空袭了伊拉克的核设施；伊朗直到现在，仍然在因为试图发展核武器而面临战争的风险。
因为核武器而获得终极安全感，进而影响地区地缘平衡的例子还有很多。从大的方面看，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代表世界主要政治力量拥有了核力量，客观上降低了世界大战的风险（如果没有的话，很难保证美、苏之间，当时会不会尝试更高强度的军事对抗）；而另两个“不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一直想跻身一类大国行列的印度来说，他的核武器计划并非针对实力较弱的对手巴基斯坦（因为没核武器，他们也是优势方）。只是大国们即使默认了印度可以拥有核武器，但从地区平衡的角度看，这对于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巴基斯坦，却无疑是雪上加霜。正是出于维持地区平衡，牵制印度的角度，巴基斯坦的核计划也被大国们所默认了。而在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这层终极保障之前，他们也曾经热切的希望，从同属穆斯林的阿拉伯人那里获得战略支持（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前，巴基斯坦就曾经派出空军前去助战）。
回到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话题，在美国的大力军援和情报支持之下，以色列军队终于在埃及的突袭之下稳住了阵脚。而以色列军队一直以来的“以攻代守”的战术，又一次的在战争当中得以体现。具体表现就是，以色列军队并没有把主力纠缠于西奈半岛，和埃及军队展开拉锯战，而是出奇兵从埃及防线的缺口处（这一发现要感谢美国的军用卫星）突破了苏伊士运河，将战火烧到了苏伊士运河的西岸。
以色列的这种做法，应该说是大大出乎了埃及方面的预料。按照萨达特的预估，只要埃及军队能够站上西奈半岛的土地，控制运河东岸，哪怕最终不能夺回整个西奈半岛，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巨大的胜利。而现在，以色列军队的做法，却让这条底线成为了泡影。也就是说，如果战争就这样结束的话，埃及固然能够重新控制西奈半岛的部分领土，但以色列方面也同样把触角，伸到了尼罗河三角洲。这显然对于埃及方面是不划算的。
并不是说以色列把战火烧到了苏伊士运河以东，就意味着埃及败局已定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场战争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场代理人战争。由于战争初期的战况过于激烈，双方所储备的武器弹药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谁能够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取得优势，取决于谁能够接受更多的外援。在美、苏双方都开足马力紧急军援的情况下，美国方面的效率显然在更胜一筹。为了帮以色列扭转战局，美国人甚至直接把空军正在使用的飞机，涂换成以色列空军的标志，然后由飞行员直接飞到前线交付给以色列人。其他武器大多也是运到之后，就马上能够投入战斗。相比之下，俄国人在效率上就要差多了，武器落地之后，还需要埃及那些技术不太过关的专业人员重新组装。至于这种效率是不是跟“体制”有关，我倒没兴趣去研究。不过俄、美双方介入这场战争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让双方尽快回到谈判桌前，而不是让自己所援助的一方，在战场上获得压倒性优势（那样只会让战争时间拉长）。
在战争进行了二周多后，以、埃双方在美、苏两国的调解之下，同意停战。不过谁都知道，停战不代表和平，甚至不代表这次战争结束了。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时期，双方就曾经打打停停，几次停火。因此为了维持双方的平衡，苏、美双方继续高力度的军援阿、以两方。当然，如果双方达成默契都不援助的话，仗也不会再打起来。只是它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大国们热衷于外交干涉，无非也是为了利益，那些武器可是一大笔收入呢。
由于美国在这两周多战争期间的空援效率实在太过精彩了（按当时美国总统的要求就是：把所有能飞到以色列的东西，都飞过去），给人一种误解，认为决定战争最终走向的是空中补给。不过从战略角度看，空中补给只是权宜之计，综合计算下来，美国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的紧急补给中，有九成的物质仍然是通过海路。假如埃及人有办法在海上取得优势的话，也同样可以让以色列失去战争能力。
有世界上最大的陆权国家“苏联”做后盾，埃及军队这一次在陆地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也让以色列人意识到，阿拉伯人并不是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然而苏联的短板也很明显，那就是海上实力远不如美国。而这也间接影响到了埃、以双方的海上实力。虽说在之前的消耗战中，埃及海军利用导弹击沉了以色列的“埃拉特号”驱逐舰，但在斋月战争开打之后，埃及海军的表现却差强人意。非但无法封锁以色列的海岸线，反而被迫固守于港口之内。这样看起来，在美、苏双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没有海洋控制权的埃及和阿拉伯联盟并无法彻底击败以色列。也就是说，无论埃及人怎么努力，哪怕得到苏联的全力支持，在美国仍然支持以色列的情况下，战略上也改变不了现状。这一点，战后的埃及也看的十分清楚。
当埃及人尽全力一击，用光阿拉伯世界所有的地缘牌也无法取得胜利后，萨达特也开始以埃及为本，考虑下一步的战略了。首先无论从动机还是能力上看，苏联人都不再被埃及人视为可靠的盟友了。既然站在美国的对面，没有办法得到自己想到的，那么如果也同样和美国人站在一起，让美国来调解埃、以双方的矛盾，不失一个选择方案。
事实上，如果不是埃及执意要上位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话，双方之间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从地缘关系来看，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地缘矛盾。西奈半岛完全可以用非军事化的办法，成为双方共同的缓冲区。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可能，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埃及放弃了领导阿拉伯联盟和以色列对抗的外交政策，转而以国家利益为重，在美国的斡旋之下，通过谈判的方式让以色列归还了西奈半岛。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阿拉伯世界的带头大哥愿意率先和自己和解，其意义之大可想而知。这最起码意味着自己今后，不再面临两线作战的风险了。虽然把西奈半岛这块吃进去的肉吐出来，多少有些心有不甘，但以色列人也十分清楚，如果不把西奈半岛还给埃及，和平是不可能到来的。既然战略缓冲和出海权，都能够通过政治协议来保证，又有美居中调解，那么以色列如果一定要占着本奈半岛不放，也就有点不识实务了。
埃及的态度转变，无疑对阿拉伯联盟是一个重大打击。特别是对于与以色列还有无法调和矛盾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来说，更是一种出卖。事实上受到直接伤害的，并不仅仅是巴、叙两国。以沙特为首的海湾石油国一开始也同样无法接受埃及的这种转变。它们之所以热衷于用石油禁运，来帮助阿拉伯联盟取得外交话语权，并非完全出于所谓的阿拉伯“民族大义”，从西方国家夺回石油话语权，才是终极目的。也正因为如此，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沙特以美国在战争期间支持以色列为由，联合了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对美国发起了石油禁运，并由此酿成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不过这一切，都已经与埃及无关了。而埃及方面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被逐出阿拉伯联盟。当然，在后来识实务的沙特家族，和不识实务的萨达姆都被美国搞掂之后，回头再看埃及当年的决定，大家也就不好说什么的。唯一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的，就是做出这项重大决定的萨达特。被很多阿拉伯人视人叛徒的他，在埃、以和平协议签署后的一次阅兵中，被几名士兵所刺杀。而随后上台的穆巴拉克，也开始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
尽管以苏联解体之后，绝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都面对现实接受了以色列的存在，并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和以色列和平共处，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这两个国家，却至今仍然和以色列纠缠不清。基于戈兰高地的多重价值，如果让以色列人在它和西奈半岛之间选择的话，他们宁愿放弃面积更大的西奈半岛，而集中力量对付叙利亚。事实上无论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还是以色列的整体战略上，这一点都未改变过。在战争期间，以色列在苏伊士两岸取得军事主动权后，就转而集中力量对付攻击戈兰高地的叙利亚人了。而这一次，以色列人的目标就不仅仅是戈兰高地了。
尽管以苏联解体之后，绝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都面对现实接受了以色列的存在，并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和以色列和平共处，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这两个国家，却至今仍然和以色列纠缠不清。基于戈兰高地的多重价值，如果让以色列人在它和西奈半岛之间选择的话，他们宁愿放弃面积更大的西奈半岛，而集中力量对付叙利亚。事实上无论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还是以色列的整体战略上，这一点都未改变过。在战争期间，以色列在苏伊士两岸取得军事主动权后，就转而集中力量对付攻击戈兰高地的叙利亚人了。而这一次，以色列人的目标就不仅仅是戈兰高地了。
鉴于以色列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十分被动，以色列在战争预警和战争准备方面，可以说是设计的非常周密。这其中对于阿拉伯人是否会主动发动战争，就预设了一根战略红线。即叙利亚和埃及不会单独发动战争，而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埃及和叙利亚也不敢发动全面战争。最终以色列还是受到了阿拉伯联军的突袭，并不能说是这根战略红线有误，为了迷惑以色列，主要是因为埃及也看到了这一点，针锋相对的制造了战略假像。1972年7月，在战争前15个月，萨达特宣布驱逐了所有苏联军事专家，并将苏联在埃及布设的所有军事设施收归埃及所有。这种做法，无疑向世人宣布，埃、苏关系不和。以色列方面作出战略误判也就情有可原了。当然，萨达特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向以色列释放烟雾，更是为了向苏联方面逼宫，以让苏联放弃中立的态度。
虽然在战争之前，以色列在埃、叙、苏三者的合作关系上做出了误判，但这条原则依然贯穿于后面的战争及以后的以、阿关系中。当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稳定了西奈半岛的战局之后，叙利亚军队退出戈兰高地也就没什么悬念了；而当1978年，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个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国家之后，孤军作战的叙利亚，再想通过战争手段拿回戈兰高地，也几乎成为了不可完成的任务。
相比于西奈半岛，戈兰高地最起码还有两点重要的战略价值，不容以色列放手。一是高度上的优势；二是丰富的水资源。我们一直说，在古典时期高海拔地区对低海拔地区，天然具有军事优势。这一点也同样体现在现代战争中。与埃及军队同时发起攻击的叙利亚军队，最先采取的军事行动，就是利用空降兵部队，袭击了以色列在黑门山上的据点。在以色列控制这个制高点时，以色列军队在此布设的雷达可以很容易的观察到500公里以外的空域情况。从军事角度看，如果叙利亚方面试图用飞机或者导弹袭击以色列的话，以色列将会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应；而如果这样做的是以色列，那么黑门山上的看守据点所威胁到的，就不仅仅是叙利亚的安全了。约旦、黎巴嫩、伊拉克也同样会因此而受到威胁。正因为如此，以色列方面在进行反击时，派出了最为强悍的特种部队，并在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后夺回了黑门山上的据点。为了防止叙利亚军队从地面发起进攻，以色列重新登上黑门山之后，甚至破坏了上山的道路。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开打之前，对自己军事实力极端自信的以色列，想的只是如何维持住停火线。换句话说，那时的以色列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把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都消化掉。不过埃及和阿拉伯联盟的绝地反击，终于让以色列的军事家们不那么自信了。政治家们则开始考虑南守北攻的新战略了。这一点，在战争当中表现在。跨越苏伊士运河的以色列军队，并没有再试图向埃及腹地渗透，而是在取得了军事优势后，接受了美国方面的调解；而在夺回戈兰高地后，以色列军队却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向大马士革前进，试图借机一举打掉叙利亚的战争能力。
这时的叙利亚，已经完全指望不上埃及了，为老阿萨德提供直接支援的，是伊拉克和约旦军队。在这场战争开打之前，已经十分忌惮以色列的约旦，在军事上一直处在观望当中。如果埃、叙军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相信哈希姆家族也一定会从东线发起攻击，“收复”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很可惜，现在战局已经发生了逆转。而如果叙利亚被以色列打垮的话，哈希姆家族即使没听过“唇亡齿寒”这句成语，也应该明白自己以后的战略处境有多么危险了。不过鉴于约旦的实力，以色列方面并不认为约旦的加入，会让战争的天平向阿拉伯方面倾斜。他们所真正担心的，是伊拉克。
从地缘实力上来看，有石油之利的伊拉克要强于叙利亚，甚至不弱于有运河之利的埃及。而在战后萨达特代表埃及，用行动明确表示，将以国家利益而不是“阿拉伯民族大义”这重，领导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对抗之后。伊拉克方面也的确认为，自己当然的应该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这种企图在萨达姆通过两伊战争做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后，变成越发明显。虽然萨达姆要在1979年才上任伊拉克总统（1973年是二号人物），但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的实力却并不要等到这位独裁者上台，才会体现出来。
在伊拉克、约旦两国出兵力保叙利亚之后，以色列在北线所面临的局面也变得复杂了。见好就收，成为了最明智的选择。而从战争的结果来看，这场倾尽了埃、叙、以三方国力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最后好像又回到了原点。以色列在仍然占据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的情况下，结束了战争。
虽然从领土的得失上看，奋力一搏的阿拉伯人应该会非常失望，不过战争却还是极大的改变了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突出的表现就是，战争初期受到严重损失的以色列不再认为仅凭军事手段，就能压制住阿拉伯国家了；而阿拉伯方面也意识到了，通过战争手段逼迫以色列就范也不可能。既然双方都明白了战争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地缘平衡也就有了基础。
在阿拉伯世界里，就萨达特是否出卖了阿拉伯的民族利益，一直存在着争议。从埃及的国家利益来看，通过第斋月战争证明了阿拉伯军队的战力，通过和平谈判手段，收回了西奈半岛，萨达特应该算得上是英雄，或者说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但从阿拉伯的民族大义上来看，萨达特的这种政治远见，也无疑是授人以柄。即使是其他阿拉伯国家后来都接受了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现实，叙利亚人也一定会耿耿于怀的。因为以色列放弃西奈半岛，与埃及实现和平的重要战略目的，就是分化埃、叙关系，让自己能够集中精力对付叙利亚。而悲惨的叙利亚，一直到今天为止还不能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
其实也不能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的叙利亚，在戈兰高地上就一无所获。虽然以色列从战略上，宁可放弃面积更大的西奈半岛，也不愿意放手战略价值更高的戈兰高地，但既然大家愿意以政治谈判的方式，推进和平进程。占尽优势的以色列，就算是给居中斡旋的大国面子（主要就是美国了），也要适当做点让步的。至于这个让步有多大，又是否有损于以色列的地缘安全，我们再分析。